“弃天下如敝屣,薄帝王将相而不为。”
能够做到这一点的,在历史上并没有几个。相反,比比皆是的倒是争权夺位,为天下大权而杀人放火,争城掠地,勾心斗角骨肉相残。直到现代社会,莫说让出整个天下,就是让出一个单 位的领导权来,也会要了很多人的老命,宁死也不情愿的。
有什么办法呢?古今中外都是如此,权力就是有这么大的吸引力。一朝权在手,便把令来行。”在很多人眼里,有了权就有了一切,没有了权就没有了一切。所以有“权、权、权,命相连”的 说法。
这些看法,这些说法,大概在孔子的时代就已经不新鲜了吧,不然的话,他怎么会把三让天下作为至高无上的品德歌颂 呢?
恭敬、谨慎、勇敢、直率就一般意义说来都是属于好的品格,但如果不用礼来进行规范,那也都会出问题。这里的礼不是我们个天所说的礼貌,而是指礼法,即礼的法度。实际上,也就是指无论做什么都要合度的问题。比如说,对人恭敬当然是好,但如果一味恭敬,恭敬得过了头,就会显得唯唯诺诺,卑躬屈膝。用孔子的话来说,就会“劳倦”,怎么劳倦?翻译成我们今天常挖苦这类人的话,就是‘你活得累不累啊!”因为他逢人便打拱作揖,恭敬有加,而不是按照礼法.该恭敬时恭敬,该不卑不亢时不卑不亢。谨慎也是这样。谨慎好不好?谨言慎行,很好!但如果一味谨慎,则成了谨小慎微,走路怕踩死了蚂蚁,树叶掉下来怕打破了头,畏畏缩缩,窝囊无能,结果是一事无成。“勇而无礼,则乱”。这话很好理解,只有勇敢.不讲礼法。“舍得一身剐,敢把皇帝拉下马。”当然是要出大乱子的了。我们今天已无皇帝可拉。但一味地勇,像个莽张飞或黑李逵,那也会出乱子闯大祸的、“直而 无礼则绞。”直率是个性坦白,是就是、不是就不是.;对就对下对就不对,说话不转弯抹角.直来直去。这本来也没有什么不对.人们还常常很喜欢这种人,但如果一个人太直戆了了,直得来一点也不知回避,那往往说出话来弄得人下不了台。尤其是做 领导的或做长辈的,遇到这种人那可就有你够受的了。
所以、无论是什么品格,一定要用礼来加以节制,加以中和,这样才们大言行合度,符合社会规范。
正因为礼有如此重要,所以孔子才一再强调:“不学礼,无以立”(《季氏》)“非礼勿视,非礼勿听,非礼勿言,非礼勿动。” (《颜渊》)“一日克己复礼,天下归仁焉,”(《颜渊》)礼是学的 关正核心内容所在,是一切个人修养的落脚点。
曾子借用《诗经》里的三句,来说明自己一生谨慎小心,避免损伤身体,能够对父母尽孝。据《孝经》记载,孔子曾对曾参说过:“身体发肤,受之父母,不敢毁伤,孝之始也。”就是说,一个孝子,应当极其爱护父母给予自己的身体,包括头发和皮肤都不能有所损伤,这就是孝的开始。曾子在临死前要他的学生们看看自己的手脚,以表白自己的身体完整无损,是一生遵守孝道的。可见,孝在儒家的道德规范当中是多么重要。
朱熹解释说:“鸟畏死,故鸣哀;人穷反本,故言善。”(《论语集注》)也就是说,鸟因为怕死而发出凄厉悲哀的叫声,人因为到了生命的尽头,反省自己的一生,回归生命的本质,所以说出 善良的话来。
人到生命的尽头,一切的争斗,一切的算计,一切的荣耀。一切的耻辱都已成为过去,现世渐渐退隐而恍若彼岸,与自己渺然无缘。一种痛惜,一种对于生命的亲切留恋油然而生,这是否是人们常说的“良心发现”呢?如果是,那可真是发现得太晚了一点啊!
基督教不嫌晚,而是不失时机地抓住了这“良心发现”的一瞬,于是有临终忏悔的仪式。这种仪式,从古代一直延续到科技文明昌盛的今天,其基点是否正是建主立“人之将死,其言也 善”的认识上呢?
据说曾子的这位朋友就是那“大智若愚”的颜回。
古语说得好;“满招损,谦受益。”一个人即使并不自满,而只是才华横溢,锋芒毕露,也都容易受到别人的攻击,受到损伤。因为你的流光溢彩使周围的人相形见绌,黯然失色,所以,你越能干,事情做得越完美,就越得罪人。也许你完全没有意识到这一点,甚至百思不得其解。可事实就是如此,人们完全可以这样想;“都是爹妈生的,你凭什么?!”
所以,凡事当留有余地,不那么锋芒毕露,咄咄逼人,使人家感到需要你却不受到你的威慑。
要做到这一点,有时就需要装“傻”了。这就是“以能问于 不能,以多问于寡,有若无,实若虚”。明知故问,给别人一个表 现的机会;明明知道他不如自己,也去向他请教;明明自己懂得很多,但把它埋藏在心底,表面上做出一副什么都不懂的样子。有了这些,再加上人家冒犯了自己也不针锋相对地去计较,不以牙还牙,以眼还眼,这就不会对他人构成威慑了,反过来,自己也 就可以减少一些他人的攻击和中伤了。
当然,这样做的结果,你也会失去很多,呈少是谨小慎微,活得不那么潇洒自如了罢。更何况,对很多人来说,天性注定如此。所谓“才华横溢”,才华多了它就是要“溢”出来;所谓“锋芒毕 露”,既有锋芒,它就是要“露”,要“脱颖而出”。
这样看来,“傻”也不是人人可以装得出的,要装“傻”,也 的确要掌握装“傻”的艺术才行啊!
孔子所培养的就是有道德、有知识、有才干的人,他可以受命辅佐幼君,可以执掌国家政权,这样的人在生死关头决不动摇,决不屈服,这就是具有君子品格的人。
“路漫漫其修远兮,吾将上下而求索。”(屈原《离骚》)
曾子所要求于读书人的,实际上就是这样一种精神。
沉毅持重的生命意识,壮怀激烈的悲剧心态,将历史扛在自 己肩头的英雄形象.
这一切,似乎都只有在传统的文学作品和历史的教科书中去 寻找了。
他们是屈原、荆柯、楚霸王、岳飞、陆游、文天祥,或者是 哈姆雷特、浮士德,而绝不是“第二十二条军规”下的尤索林、 “等待戈多”的流浪汉.更不是金庸笔下的韦小宝,王朔笔下“过 把瘾就死”的人。
说到底,这便是所谓“古典精神”与“现代意识”的分野。
今天,当我们在呼唤崇高,呼唤英雄,呼唤悲剧意识的时候是不是应该回到儒学中去,回到曾子所呼唤的精神中去,做一个 任重道远,死而后已的读书人呢?
本章里孔子提出了他从事教育的三方面内容:诗、礼、乐,而且指出了这三者的不同作用。它要求学生不仅要讲个人的修养,而且要有全面、广泛的知识和技能。
这就像军队下命令一样,目标何方,距离若干,限什么时候到达。或者是,冲锋号一响便冲锋起来,撤退令一到便撤退下去作为兵士,只需要照命令行事就得了,容不得你问这是为什么。
这就是“使由之,不可使知之。”
是不是愚民政策呢?
孔子曾经说过:“中等智力以上的人,可以和他谈论高深的学问;中等智力以下的人,不可以和他谈论高深的学问。”(《雍 也》)孟子也说:“做一件事不明白为什么要做,养成了习惯不知道为什么养成,一辈子随波逐流不知去向何方,这样的人就是普通 老百姓。”(《孟子·尽心上》)
可见,在孔子、孟子的心目中,人的确有智力的根本不同,有的人就是只能够听命于人,按领导人的指挥办事,而不能够和他说得清楚是为什么。换句话说,对于普通老百姓,没有必要,也不可能让他们知道事事是为什么,只需要让他们按规定办事就行了。不然的话,惹得大家东想西想,不能安心做事,产生出社会 不安定因素。
这就是孔孟的认识--不是要愚民,而是因为民本身的素质 如此,所以要针对其特征来进行统治。
在这个意义上,说它是愚民政策也未尝不可吧,而没有必要想尽办法去为“孔孟之道”翻案,说这两句话应该断句为:“民可,使由之;不可,使知之。”或者:“民可使,由之;不可使,知之。”
本章与上一章有关联。在孔子看来,老百姓如果不甘心居于自己穷困的地位,他们就会起来造反,这就不利于社会的安定,而对于那些不仁的人逼迫得太厉害,也会惹出祸端。所以,最好的办法就是“民可使由之,不可使知之”,培养人们的“仁德”。
才能资质属于才的方面,骄傲吝啬属于德的方面。
才高八斗而德行不好,圣人连看也不看他一眼,只有德才兼 备才是完美的人才。
如果二者不可得兼,德是熊掌,才是鱼,孟子舍鱼而取熊掌,圣人合才而取德。
今天我们的用人之道,我们选拔和培养跨世纪的人才,似乎依然坚持的是这个原则。当然,其德和才的内涵都已不可同日而语 。
至于周公本人,不但不骄不吝,而且是谦逊大度的典范,“这 也是人所共知而勿庸赘言的了。
所谓“学而优则仕”,(《子张》)一般读书人想望当官吃俸禄 是无可非议的。就是孔子的学生,也有“子张学干禄”,专门来向 孔子学习当官吃俸禄的技巧。不过,在孔子看来,学习目的还是 纯洁一点好,“学而时习之,不亦悦乎?”为学问而学问,在求学 中得到乐趣,胜过把读书当作敲门砖,胜过读书为了找职业,为 了升官发财的观点。
但事实上,古往今来,没有几个为读书而读书的人。过去的时代读书是为了金榜题名,“十年寒窗无人问,一举成名天下闻。”读书可以做官,做官可以发财。今天废除了科举制度,读书不一定可以做官了,但小学读了读中学,中学读了读大学,不外乎是为了找一个好的职业。如果找不到,就大学读了再读研究生,目的也是为了找到一个更好的职业。一旦找到了,绝没有人再对什么博士、博士后的,那多苦寒!另一种极端是,既然读书也不外乎是为了找到一个好一点的职业,为了挣钱发财,那只要能挣钱,能发财,又何必读什么劳什子的书呢?所以,不少家长让孩子中学毕业(甚至不用毕业)就跟老子一起做生意、赚大钱,于是又生出“读书无用”的观点。其实,无论是“读书做官(发财)论”还是“读书无用论”、对于读书的目的认识都是一致的 这就是孔子所说的“至于谷”,读书都为稻粱谋 。
或许正是因为早在孔子的时代大家读书就已经是为了“至于 谷”,所以孔子才感叹说“不至于谷”是难能可贵的罢。
“天下有道则见,无道则隐。”
实际上还是“用之则行,舍之则藏。”(《述而》)只不过联系到学与守,贫贱与富贵作了更深入的阐发,使之具有更为坚实的 基础就更为广阔的境界罢了。
说来也是,朗朗乾坤,太平盛世,人人奔小康,求大同,你 怎么会贫且贱呢?敢情是好吃懒做,游手好闲罢了。
相反,政治黑暗,世道昏乱,打砸抢抄抓害得人人自危,个个不安.你却大富大贵,不是一个吃黑钱、发横财的暴发户才怪。
在正人君子看来,以上两种情况都是耻辱。
关键是要找准自己的位置。
不在其位不了解情况,隔行如隔山,谈论起来于事无补,反而添乱,还是素其位而行,安宁本分为好。做冬瓜就考虑冬瓜外 问题,做西瓜就考虑西瓜的问题。
“狂而不直,侗而不愿,悾悾而不信”都不是好的道德品质,孔子对此十分反感。这是因为,这几种品质不符合中庸的基本原则,也不符合儒家一贯倡导的“温、良、恭、俭、让”和“仁、义、礼、智、信”的要求。所以孔子说:我真不知道有人会这样。
孔子的自白给我们以“活到老,学到老”,“学海无涯苦作 舟”的感觉。
而庄子却说:“人的生命是有限的,而知识是无限的,用有限的生命去追求无限的知识,那是很危险的。知道了这一点而仍然 要去追求知识,那就更危险了啊!”(《养生主》)
这样说来,孔子岂不是危险又危险了吗?但他却做了圣人。
同样感到生命有限,学海无涯,儒者和道家的态度却是迥然 不同,让我们看到在知识问题上儒道两家的明显分野。
这里孔子所讲的话,应该有所指。当时社会混乱,政局动荡,弑君、纂位者屡见不鲜。孔子赞颂传说时代的“舜、禹”,表明对古时禅让制的认同,他借称颂舜禹,抨击现实中的这些问题。
尧是中国传说时代的圣君。孔子在这里用极美好的语言称赞尧,尤其对他的礼仪制度愈加赞美,表达了他对古代先王的崇敬心情。
人才难得,古往今来都是如此。就以历史传说中最好的虞舜时代来说,才得五个贤臣,周武王时也才十个,其中还有一位贤 内助,不能算严格意义上的“臣”。
另一方面,人才也不在多。不仅虞舜、武王时代只有五个十个,就是后世的汉高祖,不也就张良、萧何、陈平三杰吗?而且,“艄公多了打翻船”,能干人太多聚在一起,反而会出问题。所以水镜先生对刘备说:“卧龙、凤雏,得一而安天下。”想不到刘备竞一下得了两个,结果反倒难安天下了。这是《三国演义》中的公案,其实,它所反映出的,正是人才是否越多越好的问题。以我们今天的情形而论,一个单位,一家公司,人们往往以“人才济济”来形容它的实力雄厚,兴旺发达。其实,这里的“人才”大有讲究。什么“人才”?领导是领导的人才,秘书是秘书的人才,公关是公关的人才,打字员是打字员的人才,甚至,看大门是看大门的人才。这里也牵涉到另一个问题,就是一个单位,一个公司,到底领导人多还是领导人少更好的问题。事关体制,我们谨 记圣人的教诲:“不在其位,不谋其政。”也就不便深说了。
但有一点还是可以说的:兵不在多而在精,将不在多而在能; 一方面,精兵能将难得;另一方面,也不能多得啊!
以上这几章,孔子对于尧、舜、禹给予高度评价,认为在他们的时代,一切都很完善,为君者生活简朴,孝敬鬼神,是执政者的榜样,而当今不少人拼命追逐权力、地位和财富,而把人民的生活和国家的富强放在了次要的位置,以古喻今,孔子是在向统治者提出警告。